【焦点议题】侯冬尽：防治极端暴力事件及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近日, 在美国奥兰多、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等地发生了多起极端暴力主义恐怖袭击事件, 此类事件表明极端暴力思想正在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执法机关打击极端暴力组织的关键时刻,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应对极端暴力挑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有效团结社区居民、宗教团体、教育机构、社会各类团体以及国家各级政府机构, 举全社会之力共同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
为了进一步探索应对极端恐怖主义的合作策略, 美国警察行政研究论坛 (PERF) 与美国社区警务办公室 (COPS Office) 共同举办了主题为“跨领域建立反极端暴力主义合作关系”论坛, 论坛邀请了包括刑事司法领域在内各行各界的专家学者, 在本次论坛上, 专家学者就这一议题各抒已见, 发表各自的看法、分享应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和主张。
本报告基于此次论坛与会专家的研讨结果, 旨在帮助各级各类执法机关建立和完善现有的反极端主义执法策略。通过与辖区居民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 执法机构能够在抵抗极端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目前, 执法机构在构建这种良好的服务关系和组织框架上存在着诸多问题, 但执法机关一直不断努力优化, 其中成功的关键是执法机构的高层领导和执法人员需要能够接纳反恐工作新思路, 从民众角度出发, 深入到管辖的社区当中, 了解社区居民的思想意识形态基本情况、建立符合居民沟通交流习惯的执法策略。
引言
极端暴力组织教唆民众和雇用民众参与恐怖活动是当前美国社会面临的巨大潜在威胁, 居民在家浏览互联网的时候就有被极端主义思想教化的危险, 极端暴力事件的实施者可以在没有任何犯罪经验的前提下, 在受到极端组织教唆后实施发动暴力事件。鉴于此, 执法机构有必要密切联系辖区居民, 动态掌握民众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情况, 强化预防和干预手段, 设计实施以社区为核心的应对极端恐怖主义的执法策略。
2015年11月,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处医疗机构外犯罪分子罗伯特·迪尔制造了一起三死四伤的枪击案件。在犯罪人的自我陈述中, 他描述自己是“襁褓中的战士”。两周后,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再次发生了一起14死22伤的极端暴力事件, 犯罪人赛义德和马利克承认自己是“伊斯兰国”的拥护者, 马利克在其脸书网站上公开表示支持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 并且愿意成为极端暴力事件的实施者。
在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诱导下的暴力事件是每个美国社区都面临的威胁, 在每个暴力袭击觉醒的时期, 我们都应当深入调查暴力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思考相对应的预防手段。目前, 在极端恐怖主义暴力事件的防治这一问题上, 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需要在各级各类政府机关 (执法机构、公共卫生部门、公共事业单位) 与社区居民之间建立稳固的合作沟通机制, 以增进社区内部的凝聚力, 在社区居民受到极端主义思想侵蚀的时刻能够提供及时的干预手段, 防止其走向极端主义道路。
极端暴力主义这颗毒瘤单纯依靠法律手段是无法彻底铲除的。在2015年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举办的“加拿大、英国、美国激进化与极端暴力事件治理”专题研讨会上, 研究学者一致认为归属感的渴求、过去的创伤性经历、个人人际关系、与极端暴力分子和暴力事件的接触程度、精神疾病等都是激发极端暴力行为的潜在因素。执法机构可以通过与社区居民领导、社会服务机构以及其他有关各方共同合作来有效应对极端主义威胁这一问题。
各地执法机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防治工作的经验与建议
经验1 ：极端暴力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多样性的特征, 需要努力认清其本质
本次参会的专家一致认为极端暴力主义形式多样, 执法机构需要联合辖区居民抵制不同形式的极端暴力主义。执法机构需要对执法人员和辖区居民普及极端主义的实质和危害, 要确保普及的范围能够包含所有有可能被极端主义思想侵害的危险人群。
美国马里兰大学“恐怖主义与反恐应对国家联合研究所”执行主席比尔·布兰尼夫表示, “极端主义具有多种类型, 有诸如ISIL和基地组织这样有组织的极端主义团伙, 也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反穆斯林主义者”, 虽然有大量的事实表明有越来越多的极端暴力事件与ISIL有关, 但这也只占到全部极端暴力事件的一小部分。
经验2：建成思想意识形态健康、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有一定抵抗力的社区是反极端暴力主义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美国司法部与国土安全部联合反极端暴力项目 (CVE) 特别小组认为:“将极端暴力主义意识形态扼杀在萌芽期是反恐工作的前端工作, 能够有效防止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极端组织招募成员。”在实践方面, 这意味着要在政府机构、社区民众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缩减服务传递的鸿沟, 厘清社区居民容易受到极端组织思想侵蚀的原因。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主要依靠扩大服务范围和增加群众参与度来实现, 以社区为导向的工作小组提供防止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服务, 在阻断极端主义思想传播上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波士顿穆斯林学会成员伊玛目·伊斯梅尔·费米表示, “反极端暴力主义项目 (CVE) 的启动对社区而言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但因为它是以反恐项目的方式执行的, 所以在社区内开展过程当中民众会有抵触情绪, 因为‘反恐’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为了消除类似的负面情绪, 反极端暴力主义项目 (CVE) 在为执法机关和社区提供了相关服务和支援的同时, 也有意增加了社区居民的参与度。
美国洛杉矶警察局副局长马克·唐宁表示:“打击极端主义与社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通过建立弹性的有效沟通机制确保政府机关与民众能够畅通地联系、普及反恐常识、对危险人群及时采取干预手段, 为社区的良性建设提供有利的资源保障, 消除社区内部种族歧视现象和其他不利于人民团结的问题。对此, 我们最有效的经验是, 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 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干预服务以及其他以转移注意力为目的的活动, 给予社区民众思想意识宣泄的出口, 但这绝不意味着压制社区居民的信仰和思想自由。”
社区组织在防止极端意识形态传播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间的意识形态主要由宗教领袖、学校辅导员、社会工作者引导, 而这种引导常常是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对此, 项目组成员一致认为对社区居民意识形态的引导工作应当规范化、正规化、制度化。一系列规范化的工作能够将容易受到极端思想影响的民众、防控激进化极端暴力思想的社会工作、心理健康服务和其他的辅助工作紧密联系结合, 以确保居民错误的思想意识形态能够被及时纠正。
世界资源发展与教育组织赫迪·米啊哈曼德博士表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基层警察局的核心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与辖区居民的关系, 尽可能接触到每一个社区群体。这就意味着合作关系的建立不仅仅是在社区、执法机关和政府机构之间, 更是在一个区域内部各个社区群体之间。整体区域的和谐稳定离不开社区内部群体间的内聚力和关系的弹性。”
执法机构需要联合辖区居民抵制不同形式的极端暴力主义
警察警戒
经验3 ：预防极端暴力事件从本地社区开始
每个社区都具有独立性, 群众思想意识的基本情况也各有不同, 因此每个反极端主义思想项目都应当依照当地的实际条件和人口情况进行具体设计。此外, 各地区执法部门和社区主要负责人对当地居民的思想意识形态是最为了解的, 因此也是最适合影响辖区居民意识形态的责任方。可以说, 防范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是在整体国家安全战略背景下具体社区的防恐行动。
美国洛杉矶警察局副局长马克·唐宁表示:“防范极端主义思想传播, 没有一种通用的方法, 执法机关必须要切实把握辖区居民思想意识的具体情况和动态, 并且以此为根据开展反恐、防恐的各项活动。”
经验4 ：执法机关领导的重视尤为重要
参与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社区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项目取得成效的关键因素是当地执法部门领导要对此有足够的重视, 因为执法部门既要提供反恐项目制度上的保障, 也要创造一个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的氛围, 这也同样是开展执法基础工作的一部分。
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尼奔郡治安官理查德·施塔内克认为:“社区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项目需要完善的顶层设计, 整体项目的设计必须在各个环节明确各方责任, 从执法机关领导、执法人员、检察官、FBI特别行动组, 每位项目参与人员都应当明确自己的责任内容, 如果没有清晰的顶层设计和责任范围界定, 社区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项目很难取得应有的成效。”
经验5 ：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项目应当在移民集中的社区重视青年人自我认知问题
在移民集中的社区中, 青年人普遍存在自我认知的问题, 在家庭文化环境与朋友圈同龄人文化环境两者冲突的情况下, 移民青年人容易感到归属感的缺失。
对归属感的强烈渴望会使得青年人更容易受到极端意识形态的侵蚀, 加入到潜在的犯罪团伙当中, 甚至参与极端暴力犯罪。防范极端意识形态蔓延的社区项目需要与家长和青年人共同努力, 给予移民青年人更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参会的专家学者强调, 社区中应当积极组织社区成员、学校师生以及其他单位的员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 共同建设和谐社区, 减少移民青少年的孤独感, 增加其身份的认同感。
美国明尼苏达州亨内平郡治安办公室索马里社区联络员阿卜迪·莫哈默德表示:“并不是所有青少年家长都能够教导青少年正确认识国籍和信仰的关系, 正确地引导并不是简单一味地同化自己的孩子, 而是使他们认识到民族信仰和实际生活环境融合的意义。”
经验6 ：预测社区反恐项目实施中不可避免的阻碍并制定相应的应急方案
在构建警民关系的过程中出现沟通不畅是正常的情况, 警察有可能无意识触碰社区居民信仰禁忌和民族习惯, 居民也有可能对警方部署策划的行动存在抵触情绪。这些有可能在防恐行动中发生的特殊情况是可预见的, 而且也需要在警民沟通的过程中不断协调。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执法部门需要与社区保持密切的联系, 积极开展富有诚意的沟通, 找出出现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难民心理创伤与修复中心社区关系部副主任赛达·阿布迪表示:“与社区开展工作的过程中, 充满着各式各样的困难、抵抗和冲突。工作人员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以积极的心态解决问题。”
经验7 ：建立全社区参与的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行动
社区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抵抗能力的建设以及营造社区整体思想意识形态健康向上的氛围, 需要全社区人民共同的努力, 这就意味着执法机构组织策划防恐活动的时候需要将不同信仰、文化、种族、社会层级、性取向的各类社区居民都包括在内。在组织活动的时候一定不要将敏感人群作为特殊关注的对象 (部分民众会认为此类活动有收集情报的意图) , 也不要刻意忽视某类民众 (部分民众会认为这是资源分配不均等的表现) 。
剑桥健康联盟与哈佛医学院威廉·波利亚克教授表示, “在剑桥我们的经验是一定要把社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作对象来考虑, 这样会比单纯集中在某一特定群体上效果更好”。每个社区都有自身的特殊需求, 项目需要确保能够充分满足社区各项需求。我们的社区工作开展的范围涉及了辖区内的非洲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拉丁美洲裔、亚裔等各个种族的居民以及同性恋族群、老年人等。
经验8 ：保持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项目的适应性
社区防范极端主义思想的项目成功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必须要保持项目的适应性。部分社区居民表示警察在开展社区工作的时候着“软性制服” (例如:卡其色的裤装配上带有警徽的polo衫) 会令人感觉更加亲切自然。在执法过程中, 警察应当学会对不同的群众采取不同的执法方式, 以更好地取得执法结果。
剑桥警察局副警司克里斯丁·艾乐表示:“在与社区居民接触和开展工作建立关系的时候工作方式一定要灵活, 项目在开展的过程中还需要不断评估和调整, 才能够更好地和社区中不同种族的居民充分接触, 提高项目效果。”
经验9 ：营造信赖感, 将防范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社区项目坚持到底
防范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社区项目必须要坚持执行, 项目执行人员需要经常到社区中间走访、调研, 建立并且保持与社区的良好关系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项目的连续性是项目成败的关键所在。同样地, 如果社区联络人员答应了居民的请求 (例如参加婚礼, 帮助开展游泳训练、帮忙联系交管部门安装警示牌等) , 联络人员需要切实履行承诺, 以建立和维护互信互助的社区联络关系。
美国穆斯林女性授权委员会发起人兼主席马尼拉·阿里认为:“以社区的需求为出发点, 是社区警务人员持续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抓手。”
经验10 ：执法机构不要等到社区居民主动上门
在社区当中存在一种居民, 他们虽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 但对执法机关存在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 在对此类居民开展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时, 执法人员一定要摸清社区思想意识形态的现状, 熟悉社区意识形态的变化的动态规律。建立警民关系和开展社区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步是认清社区居民意识形态的实际状况。一般情况下, 多数的居民认为在社区内的活动场所同其他邻居一起与执法机构开展活动能够感觉更自在一些, 因此, 遵循警民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助于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
执行任务的BRI
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警察局局长汤姆·史密斯认为:“如果执法机构不主动与辖区居民联络, 特别是对执法机构存在抵触情绪的居民, 那么警民关系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开展执法工作的时候需要主动走到居民当中去, 积极与群众展开对话, 摒弃以往被动式的工作思路。”
以上十条经验, 是社区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社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抵抗力建设工作开展的基础建议, 更加深入的细节需要执法单位根据每个社区居民自身意识形态的特征进一步细化和调整。
小结
本次“跨领域建立反极端暴力主义合作关系”论坛为积极构建执法机关、社区民众、社会服务机构、教育机构以及相关单位在共同抵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合作关系上提出了清晰工作思路以及富有参考价值的宝贵经验。本篇文章根据与会专家学者分享的内容, 总结出了易被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侵害“易感危险人群”的特征, 凝练出了以上十点经验, 旨在帮助在受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危害地区的民众远离威胁, 并且增强社区整体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抵抗能力。
来源：现代世界警察20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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